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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法治兴则国兴，法治强则国强。
如果6个月里仍然未能把证人带来，那么应提供该证人的当事人就是一个骗子，将承担相应的惩罚。(75)参见同前注(72)，朱明哲文。
⑨参见魏琼：《民法的起源——对古代西亚地区民事规范的解读》，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65页。法典500余条(36)规定经过系统排列，将整个国家事务的治理内容体系化地组合在一起。按照当下学术界的主流学说，法典和法律汇编之区别，在于它的体系性和完备性，法典内容的内在逻辑性。(38)然后是规定罪犯逃跑之后，进行追捕，将他们置于法网之中的捕亡。参见何勤华主编：《外国法制史》，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50页。
(34)法典化与法律汇编最为本质的差异就在于是否实现了规范的体系化。(65)参见同前注(34)，王利明文。君主制时期的行省总督任职情况也大致如此。
到帝制前期的元首制时代，权力结构呈现中间性特点，一方面逐步出现集权倾向，另一方面分权特色依然广泛存续。二、法的形式渊源 不同的政治权力结构影响法的表现形式。(126)秦代《封诊式》明确要求在各阶段书面记录审讯过程：先听完口供、加以记录，对其中疑点追问后再记录下来。④40余年来，中国重启法制改革，但中国的法治道路自有特色，与西方并不相同。
这与各自的政治权力结构密切相关，而且各维度之间也存在直接或间接的相互影响。⑥汉承秦制，奠定中国帝制时期律令体制和法观念的基础。
基于合意的各种协约也不能作为法源。确定何种行为和纠纷涉及公共利益而应由国家权力介入，何种仅涉及当事人私利而可意思自治，时空不同会产生相当大的差异，主要基于国家如何定义其管理职责的边界。(128)《睡虎地秦墓竹简》，第62页。在秦汉时代，一项颇具代表性的制度是强制要求告发劫持案件：被劫持人质的同居者若不报官，将与劫持者同罪、受到磔刑的严厉处罚，并连坐妻小。
(131)在民事法领域，行省的罗马执法官也不必严格拘泥既有规则。(仁井田陞：《中国法制史》，牟发松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56页)从概念角度分析刑作为法的核心意义，参见梁治平：《法辨》，《中国社会科学》1986年第4期。参见Cosimo Cascione,"Roman Delicts and Criminal Law," in T.A.J.McGrinn,ed.,Obligations in Roman Law:Past,Present,and Future,Ann Arbor:Michigan University Press,2012,pp.267-295; Jill Harries,Law and Crime in the Roman World,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7,pp.44-46,57-58. (102)例如，罗马的裁判官可授予或否认诉权，直接主导案件的结果。例如，民、刑法领域会由于自身发展或外来移植等原因发生比较明显甚至重大的变化。
(133)至君主制时期，此前逐步建立的审级制度不断完善，可上达皇帝的上诉制度完全确立，(134)推动法律统一化不断发展。中国近代以来的民法建设，从清末《民律草案》《中华民国民法典》，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出台。
(24)具体而言，都有终身在位的专制君王，中央派出的地方长官异地任职，(25)且任期有限，(26)在地方治理方面采取中央治官、地方治民的上下分治体制，(27)其央地关系结构都被归属于大陆型帝国体制。三、法的施行方式 在不同政治权力结构下，法的执行方式有明显差别。
(54)《汉书》卷60《杜周传》，第2659页。(《睡虎地秦墓竹简》，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95页)汉初盗赃价值一钱以上、不到廿二钱，罚金一两。参见O.F.Robinson,The Criminal Law of Ancient Rome,Baltimore: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5,p.11. 进入专题： 中华法 政治权力结构 。(127)参见《睡虎地秦墓竹简》，第148页。(70)同时，公元2、3世纪塞维鲁(Severus)时代的这些古典法学家具有相当独立的职业理想、地位和影响力，即使供职于宫廷，也并没有听命于政府的压力。参见Walter Scheidel,"State Revenue and Expenditure in the Han and Roman Empires," in Walter Scheidel,ed.,State Power in Ancient China and Rome,pp.169,177. (38)Frank Abbott and Allan Chester Johnson,Municipal Administration in the Roman Empire,p.87. (39)Walter Scheidel,"State Revenue and Expenditure in the Han and Roman Empires," pp.163-164,176-177. (40)仓曹管理的隶臣妾共4376人，其中大隶臣999人，小隶臣510人，大隶妾2876人(原文如此，计算有1人之差)。
参见Teemu Ruscola,Legal Orientalism,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3. ④……将一切现行律例，按照交涉情形，参酌各国法律，悉心考订，妥为拟议，务期中外通行，有裨治理。(76)同时，当事人双方都在提供证言前受到警告，如果证言不实，将以辞所出入罪反罪之律和政不直者法进行处罚。
元首制时期埃及纸草文书记载的民事案例中显示出混合式的治理风格：一方面具有罗马传统援法而治、当事人依法主张权利的特色，另一方面又体现出富含父爱主义色彩、以法官为施惠者(euergetes)或救护者(soter)的申冤模式。而原告也会在诉状中要求给予被告各种处罚。
不过，民刑的实体要素界分并无客观恒定的标准。(13)通过官僚体系的管控，权力集中于皇帝之手。
法学家的作品已无足轻重，以皇权为基础的法典编纂等立法活动成为法律发展的动力，法典、敕令和敕答等成为法学发展的代表性成果，(72)规范逐步定于一尊，也终结了学说纷呈的局面。在秦代及汉初，审判一般程序包括听取供述、诘问和诊问(调查、确定和汇总事实)、鞫(确认事实)、论当(援引和适用律令)，以及必要情况下的上报。(119) 秦汉的严格司法责任与集权体制及其伴生的国家主导模式密切相关。为实现法的社会功能，本质上必须解决政府和社会其他成员及组织之间如何分配有限资源、这些资源又通过怎样的机制运行和使用的问题。
(71)到君主制时期，随着集权体制的巩固和立法资源的集中，在法自君出、国家主导的背景下，法律发展由中央权力垄断，法律逐步法典化，司法受到严格管控。(84)不过，即使到君主制时期，基层的民事案卷显示，双方当事人也仍有比较充分的诉讼权利，他们通过各自律师在法庭充分表达主张，法官在律师的推动下询问当事人和证人、调查事实。
古罗马采取明显宽松的司法责任制度，可从反面说明其与政治权力结构及其诉讼模式的相关性。这些文书构成逐级审理的基础，也使追责有据可查。
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论语·季氏》)。(44)当然，在冷兵器时代，对刑徒的管控需要政府的大量投入，反过来也会促使国家必须掌握更多的资源来保障机制运行的顺畅与安全。
(122)判罚恰当与否，主要通过官僚系统内部基于统一标准的书面请示和复核等科层性管控机制加以判断。(100)到帝制时代，随着集权程度的发展，国家主导性逐步增强，一些原先归属于民事私犯的案件被纳入公犯的范畴，(101)刑事法范围逐步扩大。(49)设立这一制度的背景，显然是由于人质的近亲属为保障人质的安全，可能会选择报官以外的其他方式与劫匪交涉，而国家强制其告发，以实现对治理秩序和相关信息的全面主导和掌控。(103)而如果法官扮演消极的居中裁判角色，则可将所有的刑事案件都拟制为个人之间的诉讼。
古罗马分权体制下的法律多元主义则不受此掣肘。秦汉以君主名义颁行的律令作为法的基本形式，具有中央统一制定法的特色。
(15)参见M.I.芬利：《古代世界的政治》，晏绍祥、黄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107—121页。这些机制很大程度上都反映了国家管控社会的能力、深度和动力相对不足，并对法的各个领域和环节产生深刻影响。
(122)奏谳书中有例可考。(80)刑事案件采取刑事法庭程序(quaestiones)，控辩双方地位平等，被告有充分表达机会进行辩护，法庭也不能对其进行刑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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